这群精明的个体，认真细致地做了一笔混账账目。
大家好，今天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，我看到一位读者转发的一则新闻，感觉有点意思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新闻的内容是：有两位中国留学生，他们平时会在国内的某个平台上发布日本美食的评测视频。最近，他们上传了一个新视频，视频中提到广岛原子弹爆炸一事，并表示对死于原爆的日本平民并没有多少同情。这种言论在国内的视频评论区得到了不少支持，一些弹幕上甚至刷起了“原子弹下无冤魂”这样的口号。
但没想到，这段视频竟然传到了日本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原因之一是，他们在视频中提到自己曾获得过广岛当地的“和平文化奖学金”，这让日本网友甚至广岛的议员感到不满，要求对他们的奖学金进行调查，甚至要求取消他们的学位。
展开剩余86%有朋友问我：“小西你怎么看这件事？”简单来说，我的观点是：作为两位留学日本的学生，他们这番话确实有些不谨慎。如果你一方面接受了广岛的“和平文化奖学金”，那么在谈论历史问题时就应该更加小心。毕竟，拿了人家的奖学金，还要用“原子弹下无冤魂”这样的言辞来博取国内观众的好感，这种两头占便宜的做法，实在有些过分。如果你真想表达自己的硬气，干脆退还奖学金，给日本人说一句：“谁稀罕你的奖学金，我就想干干净净地爱我的祖国。”这样的做法，岂不爽快？
而问题的另一个核心是：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，造成了大约20多万日本平民的死亡，这些死亡的人究竟有没有冤屈呢？我的看法很直接，我支持这两位学生的观点——在原子弹下，根本就没有冤魂。这一切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自找的结果。
这些死去的20多万平民，即便他们化作厉鬼索命，也应该找的是那些发动并延续这场战争的军国主义者，而非普通百姓。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人中间认同，连一些有良心的日本历史学者也表示赞同。我曾经读过日本左翼历史作家半藤一利的作品，他认为日本遭到两颗原子弹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战争末期，日本的社会体系已经病入膏肓，处于疯狂和瘫痪的状态。
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并非一开始就丢下原子弹。起初，由于轰炸机的航程和载弹量的限制，甚至一度只扔传单。传单内容十分荒谬，竟然告诉日本民众：“你们的‘大东亚圣战’是错误的，盟军即将获胜，建议你们去天皇那里要求他结束战争。”从这些传单的内容来看，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也并不深入，居然认为日本人民可以直接向天皇施加压力，迫使其投降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体制下，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决定国家的政策，只是被灌输着“为国家赴死”的责任。
后来，随着盟军的战略轰炸逐渐加剧，日本民众的死伤惨重，但这并没有让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来说，百姓不过是“战争的消耗品”，死就死吧，反正最终会有“亿万人民一同赴死”的最终结局。
在1945年7月26日，美英中三国发布了《波茨坦公告》，明确告知日本若不立即无条件投降，将面临“迅速且完全的毁灭”。当这份声明交到天皇裕仁的手中时，他并未有所犹豫，因为他早已亲眼目睹东京三次“李梅火攻”造成的巨大破坏。50%以上的东京建筑被摧毁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，14万人惨死。这一切，天皇都看在眼里，任何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意识到，战争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所以，当天皇看到《波茨坦公告》时，他很快召见了外相东乡茂德，并对他说：“我们必须立即商讨停战事宜。”在日本，天皇的决策具有极高的权威，这一命令立刻得到了响应。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也随即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，讨论投降的问题。如果当时的日本内阁能够及时做出决定，停止战争，或许两颗原子弹就能避免。然而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两个因素导致了日本的决策方向发生了重大偏差。
首先，日本政府仍抱有希望，希望苏联能够调停。尽管1941年日本与苏联签订了《日苏互不侵犯条约》，但在战局逐渐恶化后，苏联对日本的调停成为了日本政府最后的希望。当时，许多日本人认为斯大林是个“好人”，一定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。尽管这一想法听起来荒谬，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，这种愿望并没有受到质疑。
而在内阁会议上，部分成员希望继续等待苏联的调停，导致日本政府未能立即做出投降的决策。此时，日本军方的首脑阿南惟几提出了强硬的立场，要求内阁表态时不要显得过于软弱，因为如果过于软弱，国内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。在他的推动下，日本政府决定表态，但仍保留了“继续战斗”的意向。
这场政治角力最终导致了日本政府的决定发生偏航。1945年7月28日，首相铃木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记者提问：“关于三国公告，你怎么看？”铃木显然没有按天皇的意思表达投降的态度，而是用了“黙杀”这一模棱两可的词汇，试图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的压力。这一表达的翻译问题，导致美国误解了日本政府的态度，从而加速了原子弹的投放。
美国人一看到日本政府“无视”波茨坦公告后，立即决定加大压力，最终在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，造成了无数平民死亡。可以说，死于原子弹的日本平民，实际上应该怨恨的，是那些坚持战争、不愿意投降的日本决策层。
纵观整个过程，日本的每一个决策者，无论是军方、首相，还是翻译记者，他们在每一个决策节点上看似并不愚蠢，反而显得相当精明，知道日本必须做出何种决定。然而，正是这些“精明”的小偏差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毁灭。
1945年的日本，实在是个非常奇怪的国家。个体理性，社会却已经集体失去了理智的修正能力，直到原子弹这颗重击来临，才让它从狂热的梦境中彻底醒来。
至于原子弹下有没有“冤魂”？我最后讲两个故事吧。
首先是美军将领李梅，他主导的“李梅火攻”造成了大量东京居民的死亡，实际上他的燃烧弹比原子弹还要杀得更多。战后，尽管日本右翼对他充满仇恨，但1964年，日本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——“一等旭日大绶章”。这对右翼来说，简直是一种讽刺，因为他们既要对天皇忠诚，又不得不与敌人握手言欢。
其次是投下广岛原子弹的飞行员西奥多·范科克，他的回应令人震惊：“我们投下的原子弹，挽救了更多的生命，甚至包括日本人。”这虽然是残酷的事实，却也反映了战争中的复杂性。
这段历史，真的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教训。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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